全国政协召开远程协商会 围绕“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”协商议政 王沪宁

全国政协远程协商会背后的深意 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中国路径

当“全民健身”不再只是口号，而成为写入国家战略、渗透到城市与乡村日常生活的制度安排时，如何让每一个人都能“动”起来、都能“动得起”“动得好”，便不再是体育部门一家的事情。全国政协围绕“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”召开远程协商会，并由王沪宁主持，从更高层面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全民健身已经上升为统筹人口健康、社会治理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。这场协商会的意义，不仅在于沟通政策意见，更在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，公共体育服务如何实现从“有无”向“优质”“均衡”“可持续”的全面跃升。

协商民主视角下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再设计

全国政协召开远程协商会，本身就体现了协商民主在重大公共政策形成过程中的制度优势。围绕“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”这一议题，并非只是在技术层面讨论“建多少场馆”“办多少活动”，而是从顶层设计出发，综合考虑财政承受能力、基层治理结构、人口老龄化趋势、数字技术应用等多重变量，寻找各方能够达成最大公约数的改革路径。政协委员、专家学者、体育从业者、基层代表在协商会上提出的意见，既有对现实问题的直观反映，也有对制度短板的深度剖析，体现了广泛协商、凝聚共识、服务决策的制度逻辑。

在这样的协商框架下，“公共服务体系”的内涵被不断拓展不再局限于“政府修建体育场馆”这一单一维度，而是延伸到规划布局、运营管理、社会参与、数字赋能等多个环节。尤其是在王沪宁主持的会议中，多次强调要把握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日益增长的需求，这意味着全民健身不只是“有地方运动”，还要“有专业指导”“有科学方式”“有持续动力”，形成从“硬件供给”到“软件支撑”的全链条体系。

从“场地不够”到“用不好” 全民健身的结构性矛盾

随着各地体育公园、多功能球场、健身步道等设施的不断增加，“场地短缺”这一曾经突出的问题在不少地区已得到阶段性缓解。全国政协远程协商会上反映的意见显示，群众的获得感并未与投资规模完全同步。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的结构性矛盾“建得多，但用不好”“设施在，却不方便用”“群众想练，但缺教练和组织”。例如，一些城市集中新建了大型体育中心，却因为位置偏远、交通不便、运营模式单一，导致利用率不高；而老旧社区居民日常需要的健身器材维护不足、老龄化群体的运动需求匹配度不高等问题又长期存在。

更值得重视的是时间资源与空间资源的不匹配。不少上班族反映，下班后想运动，却发现公共体育场馆夜间开放时间有限，或者线上预约“一位难求”；一些中小学生在“双减”政策背景下，虽然课业压力有所缓和，但学校体育课程和校外公共体育资源的衔接仍待加强。这些问题说明，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已经从“数量不足”的初级阶段，进入到“结构优化与精细治理”的新阶段，更考验制度设计与治理能力。

全民健身与健康中国深度对接的现实需要

在国家战略层面，“健康中国”已成为统领卫生健康事业与体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框架。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实质上是把全民健身嵌入健康中国建设的整体工程。从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，规律运动对于控制慢性病、延缓衰老、改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效果，而这正是应对人口老龄化、降低医疗费用负担的重要路径。协商会上有委员指出，与其把钱用在“看病”上，不如更多地投入到“防病”与“健身”环节；这类观点在政策制定中正获得越来越多的重视。

例如，某些地方试点将居民参与体育锻炼的记录与健康档案相结合，通过可穿戴设备或手机应用采集运动数据，再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分析和干预，形成“主动运动 早期干预”的联动机制。这样的探索表明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不再只是体育系统的事，而是卫生、教育、民政、人社等多部门协同的综合工程。全国政协的远程协商，为这一跨部门协同治理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沟通和协调平台，使多元主体在同一个议题下形成制度性合力。

公共体育服务从“政府包办”走向“多元共建”

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过程中，如何处理好政府、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，是协商会高度关注的重点问题。传统模式下，政府往往承担了从规划、建设到运营的绝大多数职能，这在全民健身起步阶段具有必要性，但随着需求的多样化与专业化，仅仅依靠财政投入和行政推动已难以满足复杂多元的健身需求。远程协商的一个共识是要在坚持公益属性的前提下，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供给。

例如，一些城市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，引入社会体育组织、俱乐部、体育企业参与场馆运营与群众体育活动组织，不仅提高了场馆利用率，也激发了社区体育的活力。在一个典型案例中，某地将闲置的老厂房改造为社区体育综合体，由社会机构运营，政府提供部分补贴和政策支持，居民可低价或免费使用健身空间，而运营方则通过课程培训、赛事组织等多元方式弥补成本，实现了公共性与可持续性的统一。这类案例被在协商会中多次提及，成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具体路径参照。

数字赋能下的智慧全民健身新形态

在协商中，不少委员强调要用好数字技术，将“互联网 体育”、“智慧场馆”、“在线健身指导”等纳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。疫情期间，线上健身课程与智能运动设备的普及，让更多人意识到全民健身的空间不再局限于实体场馆。未来，通过统一的公共服务平台，将场地开放信息、教练资源、赛事报名、健康监测等功能集成，实现“一端在手 运动不愁”，是广受认可的发展方向。

例如，某些地区已试点建设“城市体育大脑”，通过数据汇聚掌握全市体育场地分布、人流量变化、预约情况等，再根据运行数据调整开放时段、优化资源配置。这不仅可以减少“有馆难订”“冷馆闲置”的矛盾，还能为政府决策提供客观依据。将数字技术正式纳入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是从管理粗放走向精细化治理的关键一环，也正是全国政协远程协商中被频繁提及的改革方向。

城乡与群体差异下的精准供给与制度补课

全民健身要“全”，就必须直面城乡差距与特殊群体需求。协商会上，有委员特别提到农村地区、偏远山区以及老年人、青少年、残障人士等群体在公共体育服务方面仍存在明显短板。在一些乡村，尽管近年来新建了篮球场、健身广场，但缺乏专业指导和常态化的体育活动组织，设施使用率并不高；而老年人需要的低冲击、有康复功能的运动项目则供给不足，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在器材维护、师资力量上也存在明显差距。

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，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与分类施策。对农村地区，可以重点推进“一村一场地 一镇一中心”等建设模式，并通过“送教下乡”“流动体育指导”等方式提升使用效能；对老年群体，可以在社区卫生机构与体育场馆之间建立转介机制，使康复训练和科学运动实现衔接；对青少年，则要在落实学校体育课时的基础上，完善课后体育活动与社会资源的联动，避免体育教育与社会体育“两张皮”。这些具有针对性的制度“补课”，都是在协商会中被集中讨论、反复打磨的重点内容。

从“协商共识”到“制度落地”的关键一跃

全国政协的远程协商会，在程序上是一种政治协商形式，在实质上却关系到如何把各方经验转化为可操作、可评估的制度成果。以“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”为议题，既需要宏观战略上的方向把握，也需要微观政策中的细节推敲。从加强顶层设计的《全民健身计划》《体育强国建设纲要》，到细化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开放的具体规定，从激励社会力量参与的税收优惠、土地保障，到保障基层体育工作者待遇与职业发展路径，每一个环节的制度衔接，都决定着协商成果能否真正转化为群众身边可感可及的变化。

在王沪宁主持下的这类远程协商中，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建言的可行性与落地性。委员们不仅提出“应该做什么”，更关注“怎么做才能行得通”“怎样避免流于形式”。例如，有委员建议建立全民健身公共服务绩效评估体系，将场馆利用率、群众参与度、健康指标改善等纳入考核，以结果导向推动政策优化；也有人提出要强化法律层面的保障，通过完善《体育法》配套制度，明确政府职责边界与各方权利义务，使公共服务体系在法治轨道上运行。这种从协商到立法再到监督的完整链条，正是中国式协商民主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制度优势所在。